和谐社会

　　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改弦易辙由暴风骤雨式的革命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改革，至今已经30年了。若从1949年共和国成立算起，则半个多世纪过去。历史上看虽是弹指一挥间，但我们这一代则几乎是一辈子的人生旅途。回首以往的年代，以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为界，前后变化晃若隔世，真可谓是判若两个世界。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核心的治国方针迥然不同，由革命到改革，意识形态取向被市场取向所替代，“四个现代化”的国家现实战略目标取代了“穷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虚幻目标。三十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并渐渐融入国际市场体系，取得的进步令全世界惊叹！与此同时，理论指导上也与时俱进，继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核心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如今“第四代”领导核心又提出“和谐”治理的新理念。和谐治理是继八九十年代提出“稳定压倒一切”，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治国纲领之后，根据现实社会发展需用提出来的新的治国方针，意义重大而深远。

　　和谐治理相对于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来讲的确转变很大，内涵宏大深刻。众所周知，毛泽东是公认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中的核心，他于党于国的最大功劳就是运筹帷幄谋划指挥中国共产党军队歼灭八百万蒋匪军，推翻了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当1949年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时候，全场欢声雷动，世界为之震撼！建国后的中心任务当然应该是一心一意搞建设，但怎样搞？当时中共高层出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新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新时期的分岐意见，毛泽东的错误就在于他还是用革命战争时代的那一套搞建设，而且心很急。他全盘移植了苏联“老大哥”的那一整套政治经济体系，党政合一，计划经济，千军万马，大干快上，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毛主席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为了赶在苏联之前宣布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不顾中国社会落后的现实，在农村快速人民公社化之后，提出大跃进，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要在“一穷二白”的中国土地上“描绘出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图画”。结果事与愿违，造成了天大的“人祸”。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使命感使毛泽东对于崇高革命目标的暂时受挫并不灰心，“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经受挫折后他将革命主战场转入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大搞阶级斗争，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说：“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毛主席不达目的誓不休，提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加拼命”，直到临终前仍在演“小车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共产主义”！然而，漫无边际的斗争革命，突出政治，并未能实现“敢叫日月换新天”，反而使得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毛泽东奋斗革命了一生，对反对斗争讲中庸之道者深恶痛绝。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讲和平，与美国搞缓和，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演变，少搞对抗，即所谓“三和一少”，被毛泽东批为修正主义。中共中央还组织撰写了“九评”，与苏共中央论战。毛泽东讲斗争哲学，对立统一，一分为二，否定之否定，量变到质变。按照斗争哲学的逻辑，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时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讲辩证法提出“合二为一”，讲合讲和，也被批为修正主义。于是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天斗、斗、斗，以阶级斗争为纲，四清四不清，斗他个鸡飞狗上屋。文革中又提出“斗、批、改”，只准斗，狠斗私心一闪念，不准“和稀泥”，拉革命的车不松套。但斗来斗去穷折腾，斗苦了亿万民众，国民经济却斗不上去，最终也没能斗出个名堂。

　　文革浩劫的反弹使全党全国人民痛定思痛，经过反对“两个凡是”和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解放思想，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全国上下基本上形成了改革的共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拨乱反正，纠正极左错误，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领导党和人民“奔小康”，实现“四个现代化”。“第二代”领导核心诚实地告诉人民，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距离共产主义尚很遥远，而且“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达致富裕绕不过商品经济这道门坎，全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制定了新时期新的纲领，使国家局面大为改观。然而中国太大问题太多太复杂，国门打开新思想新潮流很快突破旧的框框，一时间朦胧、污染、学潮、风波不断。最高决策层犹豫不决，出现改革方针路线的分歧，两任总书记为之下台。

　　1988年在官方支持下民间也出现了新权威主义论说，新权威主义（neo-authoritarianism）剥离了马克思主义，当然不讲阶级斗争，而是谋图经济社会发展，其理论所本乃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 P)所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亨廷顿提出的关于政治秩序的学说，在改革动荡之时影响很大，他认为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追求的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是两个独立的目标，在没有政治稳定的情况下，政治民主是不可能的，发展增长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他说：“人类可以没有自由而有秩序，但不可没有秩序而有自由”。这些话让中国政府高层也产生了共鸣。新权威主义是对现代化途径的一种选择，强调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企求风险最小的渐进式的改革途经，强调集权稳定，在推行市场经济的同时强调政府的作用。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为执政者所鉴用，八九十年代中国改革进程中最响亮的口号就是“稳定压倒一切”。邓小平提出两手都要硬，既警惕右，但更主要的是反对左，并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配套。92年南巡讲话更是突破极左回潮，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得以最终确立，经济加速发展，行政体制的改革也提上议事日程，而冲破禁锢后思想理论的创新也势在必行。

　　另一方面，在八九十年代大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文化保守主义的新儒家却由海外港台俏然回流大陆，并得到官方默许、认同、赞助。新儒家以亚洲“四小龙”为论据，鼓吹儒家第三期发展，提出“返本开新”、“内圣开出新外王”，要坚持民族传统文化本位，援洋入儒，华化西学，令人耳目—新。毛后极左路线既被清算，反思激进主义，告别革命，使保守主义的思想价值重新被看重。新儒家在理论上与马列主义当然很少相通之处，但也摄取了不少西方学术上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用作接通中西文化的桥梁。美藉华裔学者杜维明指出：儒学是一种哲学思考模式，一个生命形态。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思想，其特点就是追求人格的自我实现与完善，因而决定了儒学终究是一种价值理性。而且儒学追求的是一种仁道的自觉贯彻，价值关怀超越了事实认知，道德自觉压倒了功利的谋划。如儒家提倡的天人和谐关系与现代化的天人紧张关系就很不相容。而肯定天人之间的和谐,实质上也就意味着满足于天与人之间既定的平衡。新儒家的开放性使人们可以对其进行“六经注我”式的不同新解释，已故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就适时提出“综合创新论”，主张用唯物辨证法将中西文化各自的优点结合起来，创造新的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要把儒学马克思主义化。

　　把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嫁接及倡导民族文化复兴很能激励人心。1997年中国政府资助成立了“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思远任工程委员会主任，副委员长雷洁琼、吴阶平任工程委员会委员，张岱年任学术指导。程思远解释说：“和合是中华民族独创的哲学观念、文化概念。国外也讲和平、和谐、合作。但是把和与合两个概念联用，是中华民族的独创”。[1]其时江泽民总书记也倡言“以德治国”，程思远乃附会地解释“和合”概念说：“和，是指各种要素的联系共处；合，则是指各要素的汇拢团聚。将和合联用，是指各种元素、要素和系统在动态过程中有机组织、结构为新的事物和新的生命”。[2]认为和合的中华文化将会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普世文化。

　　身居高位的“民主人士”程思远的解说虽牵强附会，但“和合”工程得到政府资助及高度重视则是众所周知的。这反映了改革时代社会剧烈变化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需要重新整合，需要符合时代新要求的理论创新。在民间则出现了新左派、新自由主义、新国家主义及民族主义，在邓小平主张“不争论”政府不参与也不干预的情况下，进行了激烈论战，各派论争的中心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怎样改革？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使中国富强现代化？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充满忧患意识，提出了各种见解，各派论点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政府决策，民间思想界的出现及其论争是值得高度评价的。

　　不少学者在论战中思想也在发生变化，如李泽厚在反思激进主义提出“告别革命”后，提出了“儒家第四期发展说”，认为：“今日之儒学不能止于心性思辨和形上道德，它的新发展必须融会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存在主义等等，区分宗教性道德（内圣）与社会性道德（外王），重建文艺复兴，以美学为根基，塑造人的内在主体性”。认为：“中国在今日现代化的进程中，似乎应该是：一方面创立在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正义基础上的政治—道德体制，以提供行为准则，另方面重建天地国亲师的哲学—宗教传统，以情感信仰来范导前者。只有这样，我以为才能越出当前民粹主义、保守主义等各种意识形态的干扰和束缚，非左非右，不诽不扬，来开创某种融古今中外于一身的新道路。也只有这样，儒学才能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相比较而共存，争取形成同一物质文明多元精神文化而和谐相处的地球村世界；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对应后现代主义破碎化的严重挑战”。[3]众所周知，李泽厚八十年代是力主“西体中用”的，现在却提倡发展新儒学，并表示赞赏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口号，认为这个口号可以维系海内外绝大多数华人的心。而1993年5月已故蒋介石第二子蒋纬国先生在接见大陆访问者时，曾语重心长地说：“我祈祷中共不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举双手赞成邓小平先生倡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赠送其所著《弘中道》。[4]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过几十年的探讨，现在可以说有了较明确的答案，就是讲中道的“和谐社会主义”。

　　 近代以来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很早就传入中国，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最早作过介绍。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国人一直很含糊。孙中山说社会主义有57种，不知道那种是真的？后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科学社会主义”被认定为真社会主义，但是，毛泽东晚年却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而毛泽东是不是真懂社会主义或说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从他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和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看，也不一定是真社会主义。邓小平在毛去世复出后也指出，“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没有完全搞清楚”。上世纪二十年代胡适曾说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和井田制就是社会主义。五四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流派很多，有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等。孙中山说三民主义也是社会主义，其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并说社会主义就是三民主义的归宿。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流派则更多，有左、中、右各派，社会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socialis”，意为社会的、公共的、共同的、集体的，也有互助、合作及共同体自治的含义，但后来又有了许多新解释。马克思用黑格尔的辨证逻辑把社会主义终究要取代资本主义，就象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一样，说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历史决定论的“宏大叙事”，既不可证实，又不许证伪，现在看来也并不是所谓“科学”，而是哲学、玄学，既不能解释现实，也不能解释历史，已没有多少人相信了。然而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的影响力仍在，社会主义虽不是“规律”，但却是一种价值，是以公平为核心概念的社会价值，和以自由竞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价值同样重要。纵观当今社会主义可谓是五花八门，瑞典社会党领导人帕尔梅就说社会主义定义有几十种，而自称信奉社会主义的国家更多达70多个，当今社会主义有第二国际沿袭下来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三国际的共产主义，第四国际托洛斯基主义，还有民族、生态、市场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等等。

　　社会主义流派虽多，但极端的只讲斗不讲和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和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现在都已进入历史博物馆。而欧洲的各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北欧社会党等，实际上都仍在打社会主义旗帜，他们是第二国际主张走温和路线的社会主义者，虽然上世纪初被列宁批为修正主义，但欧洲社会党却发展壮大至今不衰，论其原因，正是在于不讲阶级斗争而讲劳资合作，讲缓和阶级矛盾共创国家富裕，和我们现在讲和谐大致相同。他们尤其善于根据环境的变化修正自己的思想路线和政治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各国社会党又普遍经历了一次大的思想和政策调整，从传统的“工人阶级”政党向人民党改变，同时也开始将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与社会福利结合，把建设福利国家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方式。这一调整为社会党在欧洲的崛起奠定了基础。由欧洲社会党所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左翼政治传统一度主导了战后欧洲的政治内容，包括福利国家的发展方向。正是这些温和的左翼政党推进了欧洲联合，推进了“欧盟”诞生，显示了社会主义蓬勃的政治活力，令人刮目相看。

　　历史证明了温和、和谐社会主义的价值和意义，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中共“第三代”领导江泽民等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在理论上突破了马列主义限定的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局限，与赫鲁晓夫“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论调异曲同工，扩大了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并淡化了阶级斗争。现在中共“第四代”领导胡锦涛等又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进一步谈化斗争、专政等激进字眼，要用平和稳妥的办法化解各类矛盾，走一条和平发展之路，用公平和全民满意来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应该说是对马列教条的重大“修正”。

　　由于近年来中国的和平发展经济增涨特别快，２００３年中国人均ＧＤＰ首次突破１千美元。但贫富悬殊、失业激增、分配两极化、社会矛盾加剧，人民的满意度下滑。据有关方面研究测算，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65，贫富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2005年中国10%最富裕的家庭与10%最贫困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差距达8倍以上，这与社会主义理想和原则当然是南辕北辙，所以说构建和谐社会的提法也很有其现实针对性。２００４年“郎顾之争”曾引发对改革的反思争论，反思改革也使得公平意识再次上升。郎咸平放言改革的成果被少数人摄取，其成本负荷却由社会承担。有人提出要对改革方向和理论进行检讨，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声言：改革的共识已经被打破。中共中央乃不失时机地提出要使全社会享受改革的成果，回归社会主义公平。2006年２月１１日，吴敬琏发表题为《反思过去２５年的改革，明确２１世纪前进的方向》的讲话，正言不要否定改革成果。３月６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两会”上海代表团讨论时表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定和信心”。 200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问题,强调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１０月８日至１１日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就是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着重研究从体制上、机制上来保障社会公平，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就业，在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险等几个重点领域进行一系列的重要改革，以利低收入者和贫困群体分享更多改革和发展成果。应该说中央重视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倡导公平是得人心的举措，在发展失范时讲究公平讲求平衡达致和谐，也是很及时很得力的治国新方针。

　　但改革仍要大刀阔斧地进行，特别是改革的理论更要认真探讨，要有所创新。和谐治理就是适应当前改革提出来的核心理念。和与斗，相反相成，和谐带来稳定，稳定带来发展。中共提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这种和谐社会主义无疑是一种温和的社会主义，内涵十分丰富，可以说是吸收了前面提到的新儒家、新权威及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许多思想因素，甚至吸纳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改良的社会主义思想，综合创新，与时俱进，与激进的“斗争哲学”相去越来越遥远。中共第四代核心接班后重视道德教化，胡温新政讲仁德，在对共产党员进行“先进性”教育后，又向全民提出了“八荣八耻”警句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中共宣传部门认为这些话涵盖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容，是中国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鲜明表达，为公民道德建设树起了新的标杆。但我认为这正是儒家“为政以德”在新时代的新表达！是“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官方版。儒家化的和谐治理观，与毛泽东的斗争哲学造反有理穷折腾不可同日而语，大不相同。和谐治理也是一个很大的理论构想，以和谐为中心可以发展许多相关新概念，提出许多新的公共政策。

　　如果将改革开放前后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一个简单比较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一个讲“斗”，一个讲“和”，中国共产党解释说前者是革命党思路，后者是执政党思路。执政为民，立党为公。我认为和谐社会主义更接近社会民主主义，或曰儒家社会主义。我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一种新形态的社会主义，既吸收了西方资本、市场的—些因素，也搀进了一些儒家思想，但主体上仍是社会主义，而绝不是老左派等攻击的是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但是和谐社会主义也与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相去甚远，讲和不讲斗可以说是社会主义但不是马列主义，“三个代表”吸收资本家入党显然违背了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加入WTO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市场更违背了马克思批判商品货币资本的教义。但邓小平敢于突破教条恰恰是其伟大过人之处，其第三第四代接班人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也值得肯定！孙中山说社会主义有57种，其实不止，有一些消亡了，有一些新的又出现了，如非洲、拉丁美洲也有形形色色的新社会主义，有卡扎菲、查韦斯的社会主义，还有缅甸、斯里兰卡的民族社会主义，等等。邓小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一种新的综合了市场、儒家等思想因素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社会主义。无怪乎老左派要攻击“三个代表”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了，或被说成是修正主义，或干脆说成是资本主义了。这种姓社姓资的争论现在已无意义，邓小平就提倡“不争论”。而说实在的，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主义虽不是马列主义，但却是一种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较之毛泽东以斗争哲学铨释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义更符合现实中国的实际需要。

　　主义需要不断地修正，死抱教条会走入死胡同。如果再拿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组织编写的批判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九评”温习一下，对照一下现实，就会发现赫鲁晓夫当时搞的“三和一少”改革其实是对的，“九评”极左才是错了。记得文革之初大量发行了一本《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的书，是当时在苏联留学的日本留学生的访谈录，香港三联出版社出版，由日本留学生谈当时苏联社会生活各方面蜕变为资本主义的事实，展示修正主义的面貌，反修防修。我记得其中说苏联青年爱穿牛仔裤，也算是修正主义的表现。而我们当今穿牛仔裤的人太多了，把那本书拿来对照一下，中国岂不是早就变修了。修正主义这个罪名现在完全可以平反，修正有什么不好，难道死抱教条贫穷落后才是主义真吗！其实，修正主义就是与时俱进，只有修正，才能进步。中国共产党党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应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要求，是艰辛探索和实践的结论。和谐社会主义更是突破了教条，是对马列革命教条的重大修正。试问，不修正行吗？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开篇扉页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马列正统思想是要发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彻底铲除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试问这样的革命斗争还能搞得下去吗？

　　中国人民大学老资格的中共党史专家高放在一篇文章中说：“当今中国的思想与文化已经越来越多元化，这是不争的事实。谁也无力、无法再倒退到以往那种一元化的局面，谁也无力、无法用扣帽子、大批判或高压手段来斩除、消灭被官方认为离经叛道的社会思潮”。高放至今仍坚信马克思主义，但认为政府应“善于兼容并包，博采众议，因势利导，以理服人，遵循一元为主、多元互补的方针，加快政治体制与思想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发展社会主义自由、民主与人权。这样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老左派、新左派等各种社会思潮就不至于会贻害社会发展的大局和全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30年到今天，左与右都应有说话的权力，对主义任何人都有解释权，也有信仰与不信仰的自由。中共官方铨释“三个代表”、和谐治理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那是碍于传统，碍于面子，其实谁都知道马列主义已经不中用，“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这个疑虑在中国上下早已是悬挂在脑际，没有说破而已。“天下兴亡，人人有责”。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人人有份，讲了半个多世纪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那一种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也还是见仁见智。北大经济学院刘伟教授说能救中国的就是社会主义，这是一种诡辩，五四时期就救中国引进提出了多种主义，包括多种社会主义，各自都有一定的思想价值，我们现在应该明白，社会主义并无固定的模式，和谐社会主义也只是刚刚提出，其内涵也还有待于发展。和谐社会就是要有宽松的政治环境，要允许民间也来发展和谐社会主义理论，使之成为一种开放的兼容并包的意识形态。正如老共产党员已故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所解释的：和谐，和字为禾与口组成，指人人有饭吃；谐字由言与皆组成，指人人皆可自由发言。和谐不是强制一统，而是兼容并包，允许不同意见，讲宽容、妥协、沟通、融合，要有舌头的自由，批评的自由。和谐治理温和的社会主义应该允许异见，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才见稳定。高放说：“当今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也是多元多样的。有官方的马克思主义，也有民间的马克思主义，各国官方和各国民间的马克思主义更不尽一致，前任官方和后任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又有所区别。凡此都要宽容共处，平等对待。对各种不同观点要善于求同存异，存同争异，切忌唯我独马，拉帮结派，以势压人，蓄意整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是非曲直要通过实践检验”。[5]这个见解说得非常好，和谐社会义主义本身就是在社会主义思想丛林中脱颖而出，对于正统马列主义已经是异路，不搞世界革命，和平发展，公私并存，吸引外资，发行股票，这么搞难道还不是马列主义的异端吗？自已是异端又如何容不得其他异端思想呢？其实社会发展思想进步往往就是依靠异端的出现，依靠对旧思路旧传统的修正，思想言论的控制会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进步。

　　一百多年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已经证明极端的社会主义行不通，而温和的社会主义---包括西欧社会党和中国特色儒家社会主义则有其现实价值。中国共产党应有更大的理论勇气与时俱进，面对现实，面向未来，努力创新，敢于修正，甩掉教条包袱，用两位中共元老总结的治国名言来讲，即“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语）；“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陈云语）。总结历史教训，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马列本本教条，谋求发展新思路。已被历史证明无用的苏联那一套，苏联自已都已经抛弃了，我们更没有必要保留。当年苏联向中国输出的不仅有主义，还有党政制度，这些都成了当今改革的对象。现在经济上早已突破苏联那一套，政治制度上则还未突破，邓小平就说过：“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的不加分析的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邓小平认为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6]明确指出了苏联模式对我国党政体制的负面影响。这些都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要敢于触动党政干部既得利益，坚决革除斯大林体制，同时在意识形态创新上迈出更大步伐。要理性看待人类一切优秀的政治文明成果，根据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以更宽广的胸襟和视野借鉴汲取欧洲社会党的经验，更多地吸纳本国有用的思想资源，大家共同来发展和谐社会主义理论。如果和谐社会主义能讲中庸弘中道除去专政斗争，以致于连蒋介石的儿孙们都能接受，则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也就水到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