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中医

　　刘力红：余生也晚，田八味我没有机缘认识，但从曾（荣修）老那里我也得到很大启迪，他们的根都在四川。在泸沽湖的讲座中，付博士介绍了他的师父——成都的曾荣修老中医。曾荣修老中医不是科班出生，因为特殊的机缘得以亲近成都名医田八味。大家听到田八味这个名字一定会感到很刺激，有些像武侠小说中的人物。不过，田老师的确是一位医林高手，他临证善经方，用药不过八味，故此得名。田老之临证尤精脉诊，因为应诊者极多，日看三四百，故常无暇问病，而多以脉断之。曾老从师田八味后，也渐渐体悟到脉法的重要，对《伤寒论》中许多方证的脉象也有了很独到的体会。卢永定先生从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继续主持“扶阳医坛”，并结合临床讲授钦安卢氏医学扶阳理论，唐步祺是当时的听众和受益者之一。

　　付博士的介绍令我兴奋不已，我搞伤寒虽然多年，在理论上已有一定的感受，但在经方的临床运用上，总觉还不自如。搞伤寒，却不能用伤寒方，那叫什么搞伤寒？我感到这些正是我当时最需要的，于是我请求付博士将我引见给他的师父。我们从泸沽湖回到成都之后，付博士就带我去见了曾老。见面后我表达了拜师的请求，曾老是个直爽的人，觉得与我投缘，便接受了我的请求。2000年11月，我把曾老接到广西，跟他抄了一个礼拜方。这一个礼拜的学习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前面所讲的那个坎，被曾老这一带，就轻轻地迈过来了。常言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的确是古今过来人的行话。门确实是需要师父领进的，没有领进门，你始终是在门外兜圈子，这一点非常重要。有的人为什么努力一辈子还是摸不到“火门”，有的人为什么在学问之道上坚持不下来，很可能就是因为缺少这样一个关键的环节。

　　记者：据我们的调查，成都市民对中医药的认同感相对比较强，很有“草根基础”。比如我们报纸刊登过的中医西医很多，但长期有读者向我们打听看某些中医的就诊地方，卢老师是最近被打听得特别多的一位。您对成都的“中医药环境”怎样评价？

　　刘力红：中医药环境，成都是有基础的。成都产生过很多名医生，在这里的传承可以追溯到200多年前。有这样一批领军人物，使成都中医的基础很好，民众的基础也就好。中医给大家带来了大量的好处，确实看到不少人转危为安，使得民众信任度高，名医感召了不少人。广东也一样，广东中医学院门诊是远远大过一般医院的。有些提法我不赞同，比如“打造”，名中医是“打造”不出来的，名医是慢慢培养出来的。“包装”我也反对，名大于实则损，是古人的名训。实际上“包装”对中医来说是一种浮夸，对学术、专业、社会不利。

　　记者：“郑钦安在医学理论上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善于运用汉代名医张仲景以阴阳为总纲的核心思想”。郑钦安的“善于运用”与别的流派有没有区别？如果有，在哪里？郑钦安的医学三书：《医理真传》《医法圆通》和《伤寒恒论》的价值在于对“火派”独特的理论建树吗？

　　刘力红：应该有这方面因素。郑钦安，卢火神（铸之）确实产生于四川。四川文化底蕴可能比较适合这样一些人。这个学派产生以后，所获得的临床效应是有目共睹的。云南的吴佩衡、上海的祝味菊、四川的范中林、田八味等人都是卢铸之先生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辛亥革命后）至五十年代主持“扶阳医坛”讲授时的听众和受益者，为他们的行医生涯，临证运用姜桂附等辛温药物奠定了基础。当然这个流派早在解放前就流传到上海、云南等地，都是在当地很有名的，各打出一片天下。

　　现在很多对这个问题有误解，尤其是在江浙一带，不理解中医“火派”为什么要那样用药；有可能是对这个理论认识不深。郑钦安的理论根子在内经里，实际上翻开内经，都是强调阳气，我们整个传统文化都在强调阳气，儒、释、道都是如此。中医与儒、道的关系更密切，尤其是道教。黄帝内经相当多的部分是用道教学术来注释的，它跟道家的渊源很深，强调的是阳；强调阳并不是否定阴，理论的根基就是这样。后世的郑钦安、卢铸之等真实地理解了这个基础，这是对内经的基础理论更深的认识，运用上表现在外象就是“火”。这个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只是说我们认识到了没有。四川是得天独厚的，中药附子最好的出在四川，“火派”是在这里发源的，也在这里得到发扬光大。

　　记者：您在书中说，古人典籍的用药剂量大于现在药典规定。难道中医药管理机构就没有个商量修订或者像法律赋予法院用判例对特殊案件定性量刑权力的机制吗？如果仅仅出于需要规范的理由而只作限制，岂不又是中医药发展的一个障碍？它考虑过中医本来就有辨证施治的特点没有？因为在卢老师的行医过程中，就有过附片剂量“过大”被药店拒绝或质疑的问题。

　　刘力红：对这个问题目前阶段只能叹气，我讲学时药量的问题就有许多人提。现代考古发现，东汉度量衡的所谓一两，相当于现在15.625克，也就意味着一两至少15克。如果《伤寒论》里讲用一两，那么东汉时就是15克。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讲，古时一两为今时一斤，一下子就成10倍地降下来，一两只有3克了。我们现在沿用的就是李时珍的用量。现在药典中附片的法定用量是9克。用附片超过9克就不合法，所以说中医是非常难当的。老师（卢崇汉）用附片虽然很谨慎，但有时遇到特例还是用了超过9克甚至是大大超过9克的用量。他的临床经验对此是做得到胸有成竹的，但作为我们来说，有时候开出方子后是睡不着觉的。因为出问题的因素很多，万一出问题，人家就可以说你的法律责任就在这里。西医也是这样。

　　所以说，你想当好一个中医的话，首先是要有人格人品。你完全可以选择睡个安稳觉，至少用药是符合规定的。但是当你看到来找你的病人都是半死不活的，你怎么办？像卢老师这样水平高的医生，附片超量也是法律不保护的。换句话说，中医开出药的用量是担一份没有保护的责任。我反复强调医生的医德是为了治好病，我在广东讲学时，他们说我的附片用量大了，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我说，在疾病能够治好的前提下，用100克也能治好，10克也能治好，我绝对赞成用10克。不但节省自然资源了，而且病人负担轻了，中医的宗旨是用最少的钱治好病，不能该用2元钱的药却故意用10元钱的，那你已经丧德了。

　　 守住中医的传统

　　记者：您在书中说，中医是一门非常优秀的医学，只可惜我们这些秉持中医的后来人不争气，我们把中医搞得惨不忍睹。还说中医不在于现代了没有，而在于你学好了没有。人类社会几乎每件事物都在随时代变迁而变化，中医能守住古老的传统吗？很多自然、社会学科都在自己的体系内进行了变革，或者与别的学科进行了渗透融合，甚至形成新的学科体系。为什么中医不能考虑在自己的体系中谋求变化，使自己至少要与别的“现代医学”基本“接轨”或者是相互适应？

　　刘力红：我就是这样考虑的，现在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好像已变成了“弱势群体”，但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对传统的内涵不放弃呢？这是基于对它深入的思考和实践中来的，认为这个确实是人类的瑰宝，确实对人类的发展有贡献，人们最终要回过头来正视它的。

　　梁漱溟说，人的学问有三种。一是人与物，人要跟物打交道，物为人所用。二是人与人，物丰富以后，就要走出去与人发生关联形成社会。三是人与心，前两个做到了，就要解决自己的问题。物质再丰富，人在社会上的名声再大，是不是就解决了自己心的安宁呢？并不是，问题还多着呢。很有钱很有名的人为什么要跳楼呢？显然就是人与心的问题过不去。今之学者是按照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心的顺序思考的，但古人先弄清的是人与心的问题；这门学问本来是未来的学问，未来的文化提前了，所以中医是早熟文化，不受时空来支撑和约束。现代的落败没关系，人类只要是想求“心安”，一些事物到了极限，发现最后还是解决不了心的安乐问题，你要不要回去找方法？所以不用担心中医学问不是现代化。

　　传统的中医能够为现代化服务，难道一定要输入电脑才算是现代化吗？我们是现代人，它为我们服务，这就叫现代化。是保持传统固有的风貌，让它能够更好地为现代服务，还是将传统变化为现代的东西以后才能更好地服务呢？这些年的现实告诉我们，将传统强变为现代的东西，反而不能发挥它的长处，这让我们更加坚定对中医的信心。

　　以前我们旅游往北京、上海走，现在往哪里？九寨沟！九寨沟是传统的化身，是自然的化身。现在强调城市化，为什么不把九寨沟搞成城市？因为它的价值不是城市化。所以为何现在不守住传统呢？

　　记者：您非常强调学习中医要读经典，认为哪怕是弄懂一句也有很大的用处。但是现在的人学习中医经典的障碍很多，首先就是文本的艰深，读顺口都不容易。另外就是我们的教育在进入大学之前的教材里面，没有关于学习中医经典必须要掌握的传统文化的内容，甚至把天干地支二十四节气这些基本的知识搞清楚的都不多。如果把经典都翻译成现代汉语，可能很多意思都无法表达，还不如不学。中医药界有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想法？

　　刘力红：想法还是很多的，但办法少。首先要有基础，经典的基础是“小学”，就是文字功底。还有观念基础，文化基础。关键是现在的教育体制不支撑这个，中医教育只能委屈求全。广西中医学院的领导很开明，但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我们搞了一个经典中医临床研究所，将这个所定为“特区”，但只能在研究生层面操作，本科生无法操作，中学生就更不行了。九层之台始于垒土，我们没有办法从垒土开始。

　　中医院校目前的现状是你必须要同步才能生存，别人扩招你不扩招就不行。所以我们学院搞了一个传统的中医班，这在是全国率先的。当初要我做总导师，我推辞了。因为中医的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从基础开始，不是从中途开始的。就像传统的蛋先要有传统的鸡，我自认为不是传统的鸡，最多算半个。

　　社会上有对传统文化悟性好的人，对中医理解得很好的也有。可惜我这个特区只能从研究生开始，要入我的门就有门槛。外语对中医不是很重要，中医院校却将外语作为太重要的东西，学生的很多精力自然就花在外语上。早上我们在学校里看到，学中医的学生百分之九十九都在读外语，很少人在读经典，所以偶尔碰到一个在读，我心里就很感动。现实的教育机制妨碍了培养高水平的中医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