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

　　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后来的历史却不太争气，带来的是灾难而不是福祉。回首话当年，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个历史事件？

　　辛亥革命在今天，已经是陈年旧事，太可心平气和，慢慢探讨。我很欣赏章士钊晚年说的一句话：“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许。”[1]评价这一历史事件，应该把它放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全局下，弄清它给此后的中国增添了什么。说乏善可陈，也许过于绝对；建树不多，大约是公允的。我搜索枯肠，只想到一点：加速了思想观念的变革。帝制不存，三纲焉附？三纲是中国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核心；尽管要彻底摧毁它，非常艰巨，但辛亥革命后它的合法性成了问题。这是新文化运动能够一呼百应的重要原因。与流行的观点略有不同，在我看来，辛亥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正起点。更准确地说，是中国文化从中世纪的宗法专制意识形态向现代文化转型的新阶段；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先驱持续努力，清末最后十年的新政中，尽管仍有不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保障包括隐私权在内的个人自由已经写入法典。[2]辛亥革命爆发推动这个变革直指过去无法触及的君臣关系；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军人不得干政”、“法治”、“公理”等新名词，被文武官员背得滚瓜烂熟；如此等等都体现着思想观念在变迁。可惜，这些变革很不彻底，并且多半停留在嘴巴上，没有在制度层面巩固下来。其他方面的发展（如经济立法）是清末新政的继续，不是革命的成果；而后来的社会动荡则有目共睹，不必多说了。

　　难道推翻帝制本身不是一大功劳吗？

　　对现代社会说来，有没有皇帝不是大问题，关键是政治制度的性质。辛亥革命前夕的清王朝，正在向立宪政体转化；而号称民国的政府大都是专制政权。两者差别不大。而就实行真正的宪政的可能性来说，前者的几率似乎更大一些。这样说的根据有几条：

　　1、国家是统一的，没有1916年以后没完没了的各地军阀之间的纷争，精力可以集中于政治体制改革。

　　2、外部环境比较稳定，经济状况比较好。民族工矿业以平均每年15％的速度增长。财政收入由19世纪末的八千万两左右，稳步增长至1910年的将近三亿，赤字约八千八百万两。而民国建立后，军费剧增，收入锐减，1912年的赤字估计高达两亿八千万两！[3]财政处于破产状态，不借外债就活不下去。1928年以前，除少数几年外，情况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这样的状况大大增加了外国操纵、威胁的可能性。英、俄两国正是以此要挟要袁世凯政府在西藏、外蒙主权问题上让步的。

　　3、中央政府处于弱势。满族只有500万人，皇族和亲贵更少，他们已经腐化，精锐的新军不在他们手中；从而使清政府与民国时期直接掌握着枪杆的军阀比较，更容易受到牵制。

　　4、以各省咨议局和商会为中心的民间社会相当强大，他们的独立性很强，几次请开国会运动就是他们领导的。

　　政治是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没有各种力量牵制，靠统治者恩赐的民主、自由和法治是不牢靠的。如此看来，当然是辛亥革命前夕的清政府比后来军阀统治时期的政府更容易向民主、法治体制过渡。

　　这不是在宣扬“告别革命”吗？

　　李泽厚、刘再复教授在上一世纪90年代初提出“告别革命”，冲击了近代中国研究中把革命神圣化的死水一潭的局面。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他的观点，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至少有启发人们深入思考之功，不应也无法轻率抹煞。海外和港台的情况我不知道，就大陆而言，1995－97年初，国务院教育委员会下属部门如临大敌，出钱“组编”一些人开会、作文、出书，批判围剿，热闹了一阵子。我的感觉是可怜兮兮，没有留下什么值得一提的业绩。有个前提必须明确：肯定还是否定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是判断学术是非的标准。一进入学术领域，任何问题都不可能统一口径。再过一百年乃至一千年，如何评价辛亥革命仍然会众说纷纭。就我个人而言，却不愿使用“告别”或拥抱革命之类感情色彩很浓的字眼。历史无法告别；我们的责任是竭力接近历史真实（尽管史家们已经一再说明完全揭示历史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让人们作出自己的判断，从中吸取历史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