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

　　1911年的辛亥（甲子辛亥年）革命，以武昌首义为先声。因为大江南北纷纷响应。拥兵自治，以及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隔岸观火，挟权逼宫，终于导致了满清王朝的倒台。严格地说，以北洋军阀的武力，如果与清廷保持一致，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江南各自为政的督军政府的话，请廷本可以苟延残喘。但民心尽失，部众离心的清王朝，再也不会遇到第二个曾国藩、左宗棠，来力挽狂澜。历史到了宣告它寿终正寝的时候，最后促成它灭亡变数的力量，就是那狼子野心，外表恭顺，内里狡狯诡谲，长怀不臣之志的袁世凯及其北洋的仆从们。和历史上的王莽、司马懿、杨坚、赵匡胤一样，震主之威，炙手可热的权势是他们能够篡权的依仗。靠着小站练兵培植起来的北洋新军，和戊戌政变出卖谭嗣同聚集的政治资本，内心阴暗，诡计多端的袁世凯借用武昌首义和社会变革的力量，轻取天下于孤儿寡母之手，但利令智昏的他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和民心，忽略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依然做着和前人一样的皇帝梦。终于在一片反对帝制，要求民主共和的呼声中，在大势已去，部属离心，护国、护法声浪澎湃涌起时，内外交困，心力交瘁，只坐了八十一天皇帝便在声名狼藉中凄凄惶惶地死去了。由于这一插曲，主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最终并未能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上下同心，牢固稳定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和平安宁，推行三民主义，让中国加入世界资本主义大家庭，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因为无论孙中山本人，还是他松散的，貌合神离的同盟会，都没有足够的政治军事实力能控制中国的局面，驾驭形势，引导革命和潮流。只能在北洋军阀和地方军阀及大大小小的新军阀的混战中，苦苦支撑，束手无策，把一个千孔百疮的离乱的中国，留给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

　　武昌首义是在同盟会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发动的。刘公（富翁，共进会名义领袖）、孙武（起义拟议的参谋长，后为军务部长）领导的同盟会下属组织共进会，是起义时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不是唯一主导力量。所有登台表演的起义者，中坚如，蒋翔武（文学社员，拟定的起义总指挥，参谋团成员）、杨王鹏（群治学社。即后来的文学社负责人，参谋团成员）、张廷辅（文学社员，起义后民军二师长），詹大悲（文学社员，《江夏报》主编，汉口分府都督）刘复基（文学社智囊）；李春喧（共进会员，军政府理财部长）、熊秉坤（共进会员，工兵营正代表，第五协协统）等，在组织和发动起义过程中，都有历史的功绩。但因为起义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周祥的计划，安民计划，善后安排。加之，因孙武在起义机关，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被清廷搜捕。累及小朝街机关被警探破获。致使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骨干被捕，因不屈被清廷杀害。起义事泄，总督瑞澂，第八镇统制张彪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孙武、蒋翔武、杨王鹏等逃逸；革命处于夭折，同志将被屠戮的危险境地。在清军于营中搜捕革命党人时，工兵营代表熊秉坤首先发难，打响了起义第一枪，并带队向楚望台军械库进攻，会同那里的党人，占领了军械库，公推右队队官（连长）吴兆麟为临时起义总指挥，向武汉三镇新军和军事学校发布了起义命令。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就这样匆忙地爆发了。神往同盟会的宗旨，服膺黄兴才干和人品的起义者们曾动议请黄兴来鄂，担纲起义总指挥。可未等黄兴成行，群龙无首，乱成一锅粥的党人们，因为缺乏声望卓著的领袖领导，在思想、组织、人才、政治、经济诸方面都未做好应有的准备的情况下，在清军的凌厉攻势前，为了统一行动，寻找众望所归者，幼稚地推出了自己的老上司，第十五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来主政。从而轻易地把起义领导权让给了摇身一变的旧军官、政客和阴谋家，也就注定了起义的失败，不肯苟合的党人的命运。

　　内外交困的清廷，在陆军大臣荫昌进攻武汉不力，江南动荡，北洋军不听调遣的情况下，不得已，请出归隐“归德”，如当年司马懿一样，稳坐钓鱼台，静观天下之变的袁世凯来收拾残局。袁世凯乘机窃国，一方面对武汉武力相胁，对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一方面与清廷讨价还价，逼宫要权，一箭三雕，最终实现了自己的野心，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为复辟帝制奠定了基础。
　　
　　武昌首义者没有有计划、步骤、组织地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夺取全国的政权。在大江南北，革命者，军阀、政客、阴谋野心家鱼龙混杂的局面下，所谓的南京政府也只是一个没有权力基础的大杂烩。新旧军阀利用辛亥革命建立了自己的武装，觊觎权势，鱼肉百姓，为祸国家民族，中国陷入了长达16年的旧军阀混战之中。革命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和平、安宁、自由、解放，更勿谈幸福！

　　孙中山只是一个执着的理想主义者，一个用自己的行为、风范、思想、人品、善良大度的胸怀作样板，号召与团结反对封建专制，要求民主共和的志士仁人的伟人。但他缺乏将理想变成具体而完善的实践、走出成功之路的权术和睿智头脑。也不具备改天换地，重振山河的魄力和政治军事才能。他的华兴会、兴中会、同盟会以及后来由宋教仁改组的国民党，虽然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实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却并没有具体施政措施，方针和完善的计划步骤。他的政党只是一个松散的，各怀目的的政治联盟，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和权威，没有铁的纪律，严格的组织章程，并不能上下同心，众志成城，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因此，更多的时候，作为理想主义者而不是精通权术、谋略、手腕的他，只是被新旧军阀利用，充当其偶像和招牌的名义领袖。而不能掌控实权，号令三军，使下属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以在两次护国、护法战争中，在开创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他始而被众星捧月般地奉为领袖，继而又因被声讨一次次亡命海上。只有改组国民党，找到了共产党这个当时并不起眼的小党，沟通了同苏联的关系，才在“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中，筹建黄埔军校，组建自己的军队，真正拥有了实力，奠定了北伐的基础。

　　辛亥革命假若是一场有组织有纪律，自下而上的全国性的革命，在推翻了封建王朝的同时，能及时建立由革命者掌控的统一政权，在粉碎了八旗、绿营，北洋新军后及时建设起了自己的纪律严明，号令统一的革命军队，在镇压大大小小的满清余孽的阴谋叛逆，维持社会治安，整顿社会秩序的同时，能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实行三民主义，平均地权。中国将被改造为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致力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国体、政体的彻底变革之后，走出一条比日本明治维新更有效的强国之路，那历史将会是另外一幅模样。长期的新旧军阀混战，小小东洋的入侵，也许将不会发生。中国人民也许将免除半个世纪的灾难，并由此顺利进入社会主义。

　　但是，历史就是必然要发生的事件的必然过程，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鉴于中国当时的国情、民情，各派政治力量的现状，在复杂的社会状态和各种不可预测和控制的变数制约下，辛亥革命就是那样不失时机，又不合时宜地爆发了。孙中山的理想最终也趋于破灭。也许，这就是中国人必须承担的命运。窃国大盗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又因逆历史潮流而动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而导致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人民没有得到什么，得到的只是天灾人祸，田园荒废，家破人亡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