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

湖北省人大代表洪可柱在本届人大会议上提案，要求审计署、中纪委和监察部，联合调查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历届委员，并对他们进行审计，其中包括多名大陆着名经济学家。洪可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排除部分委员本身就是庄家，是炒股内线。

此外，他指名道姓痛批厉以宁等经济学家“圈钱”。

此论一出，立刻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我看到，几乎所有的舆论都是一边倒，人们对经济学家“圈钱”现象深表担忧。尽管厉以宁教授回应：“有证据，你去告我吧！”但仍然难以说明“其家族已拥有上亿资产，直接和间接投资控股参股的企业达二十多家”的事实。其实，早在2004年3月2日《瞭望东方周刊》就刊登了《“厉以宁家族暴富”风波》一文，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大众传媒就没有间断追问厉以宁在其家族“暴富”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角色的问题。

我孤陋寡闻，不知道经济学家除了对研究经济、教学授课外还有什么职能，而翻看每一个著名经济学者的简历，几乎无一例外都兼任着某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不要说这样的身份不代表出资人，也不代表公司管理层，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实体，聘请著名经济学家出任董事，本身就是利益关系。就像球队聘请裁判当球员，角色的转换决定了他们“本身就是庄家”或“炒股内线”的极大可能，也就是说，洪可柱先生的指斥并非捕风捉影。

洪可柱说厉以宁等人“是中国最先富起来的精英代表，但其魔术般致富与敛财速度超过了任何垄断企业，因为他们是靠权力和不对称信息致富！”而种种迹象也表明，目前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不但自己“圈钱”，而且相互之间也为“圈钱”开脱。比如，公众对居高不下的房价不满，就会有学者站出来引导舆论，说“这是供需不足造成的，房子供不应求，房价怎么会不高？”而事实上，商品房的闲置率却一年高过一年；又比如，面对潮起潮落的股市，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家都回避其中的造假问题，顾左右而言他，把责任全推到了“社会总分配”身上。开始，我尚以为这些经济学家面临的是学术需求市场、政治需求市场、企业需求市场，违心说话，善意撒谎，是角色的需要。谁知这些人却一味站在了“企业需求”的角度，为了个人的利益，昧着良心为一些濒临倒闭的破烂公司上市，什么公平竞争，什么优胜劣汰，在他们那里只不过是演讲的台词而已。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舆论对经济学家的所为有微词，于是就听到有人辩解，认为“经济学家无非是有一定话语权的平民，只要不以公职身份牟取私利，他们没有必要刻意去附和民意”云云，这话乍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经济学家之所以成为“家”是因为他有卓尔不群的见识和独立思考的观点，但是，如果他们仅仅是学者也就罢了，像厉以宁，身为北大教授、光华学院名誉院长，完全可以在自己学院的课堂上发表宏论、进行学术研究，而作为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面对的是个拥有十几亿人的政治群体，既然没有为“政治需求”服务的诉求，凭什么在那里胡说八道！

我这样说他并非无据可考，厉以宁面对有人指责他为利益集团代言，亲友利用不对等信息牟利的传言时，问清楚洪可柱代表的身份之后，他马上说:“那不管他。”随即转身离开。（《南方都市报》3月7日）很难想象，这样一位亦官亦学的著名人物在受到人大代表质疑时，其内心究竟是一种什么情绪。但不论怎么说，他对人大代表提出的疑问置之不理也不是站在了“政治需求”的角度。

尤其奇妙的是，厉以宁先生如此蔑视人大代表，却总对人民滔滔不绝：“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看看，这就是我们著名的经济学家的“高论”，仅这前后两句话相互对照，任何人都会明白他究竟是坐在了什么位置上说话。

《商君书·更法篇》说：“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商鞅这一思维在秦统一后成为了管制舆论的工具，以致于发展到老百姓“偶语弃市”(两个人在一起议论国事就砍头)的苛法。不过，商鞅这种人再恶，也不会对朝廷妄加评论，他最明白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于是把心智全部用在了耍弄老百姓方面了。现在的经济学家们或多或少继承了商鞅的传统，他们习惯于拿所谓的市场经济学原理从经济角度给少数人谋利，或者照搬发达国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毫无顾忌地往贫穷的中国老百姓身上生搬硬套。

今年1月23日，英国《金融时报》就此曾经发表评论：腐败势力在中国日益嚣张，某些学术群体对腐败行为不以为耻，他们甚至鼓吹这就是市场经济。是啊，“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谁敢反对？如洪可柱那样的人大代表都无力撼动他们的良知，还能指望他们为老百姓说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