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分的天空

来自加拿大的大山，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从上世纪80年代的小品《夜归》，到后来的电视连续剧《宫廷画师郎世宁》，再到眼下热演的话剧《超级笨蛋》，大山的演艺事业可谓蒸蒸日上。其实，大山还是一位全方位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是一个在北京生活了近20年的中国女婿——

大山 资料图片

       我跟中国早有缘分，对中国语言文化感兴趣也许并不完全是巧合

        问:你的北京话怎么说得那么好？是什么时候开始迷上中国语言文化的？

        大山:我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是出于一种好奇心。加拿大是个双语国家，英语和法语都学，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正好法语不再是必修课了，我就放弃了法语课。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我身边有很多说各种语言的人。一年夏天打工的时候，跟一个华侨朋友在一起，工作不忙的时候他开始教我几句中文，我发现中文跟自己的语言差别很大，觉得很有意思。1984年，我选择了在多伦多大学主修中国研究。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大家都在说“21世纪属于中国”。上大一时，我在加拿大最大的一个商业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将来我们最需要的语言，恰好是我们现在学的最少的几种语言”。同时配了一幅画，上面是两个柱形字“中文”，寥寥几个人站在上面，底下一大堆人向上仰视，寓意“中文”高不可攀。这些反倒成了我学习中文的动力。1988和1989年我在北京大学进修中国语言文学，这是我人生当中一个大的转折，那时就很想在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方面做一番事业。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上电视台主持节目，又演了小品《夜归》里面的许大山，歪打正着一夜成名。其实，表演只是我的一种偏爱，是跨文化交流的一种途径，是我事业的一部分。我一直想利用自己作为演员或公众人物这个平台，做中西两种文化交流的工作。

        问:你的祖父母在中国生活、工作的经历是不是对你有些影响？

        大山:两位老人都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没能有机会仔细问问他们那时在中国的经历。父亲曾给我看过一些祖父母的老照片。祖父原来是一名外科医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曾在法国的战壕里当过英军的军医。战争结束几年后祖父母来到中国，先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工作了半年，后又到了河南，在商丘住了大约两年。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的时期，我的祖父母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责任感来到了中国，希望帮助改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实际上他们当时作的决定是一辈子留在中国，但是军阀的争斗愈演愈烈，他们不得不离开中国。他们工作的医院被袭，甚至在他们离开的时候乘坐的火车也遭到了袭击。更不幸的是，他们带着三个孩子来到中国，却只带着其中一个回到了加拿大，另两个孩子都因先后染上结核病永远地葬在了中国。这种极大的悲伤在我祖父母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他们回到加拿大后对家人很少提及在中国的事情。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跟中国早有缘分，我对中国的语言文化感兴趣也许并不完全是巧合。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大，英文“breadwinner”与“养家糊口”异曲同工

        问:你从加拿大到中国将近20年了，你最初看到的北京和你现在看到的北京有哪些主要变化？

        大山:中国在变，北京在变，20年变化非常大，大家有目共睹。我刚到北京大学学习的时候，每年大概去一次香港，进香港的商场感到眼花缭乱，觉得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商品，要什么有什么，只要花钱就能买。可是在北京，想买点奶酪、西式面包，得辛苦地跑一趟友谊商店，买进口奶酪还特别贵。大概是到1991年以后，要买什么东西北京就都有了。当然北京的环境变化也很大，道路的建设、高楼的建设，是天翻地覆的。此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心态。我从身边接触到的同学或普通人身上感到，实际上中国人有时候也是挺走极端的。最早的时候，我觉得中国人徘徊在自卑和自傲之间: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后大家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羡慕西方社会的经济发达叹息中国的发展滞后；另一方面，鄙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美国算什么呀，才200年的历史，哪能跟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比？在自卑和自傲之间很难找到中间的一种平衡。但是现在，中国人已经不那么极端了，更成熟更自信了，是一种健康的心态:不好的地方改，好的地方感到自豪。尤其是在北京，这种大度、这种包容，体现得就更充分了。

        问:关于东西方文化，你是很有发言权的。你认为在生活中两者哪方面的差异比较大？

        大山:应该说我从开始学汉语到现在已经24年了，经历了对中国文化很陌生、很神秘到比较熟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两种文化并没有我们有时候所想象得那种天壤之别。比如中国传统文化里头的中庸之道是很有中国特色的，可它也是有着人类普遍性的。因为世界上哪一个民族、哪一种文化，也都是认为走极端不好。可能中国的古代人把一些事情想得很透，把这些思想记录得比较好，总结得比较好，让我们在几千年以后能够去学习去领会，但不是说这些思想只是中国特有的。一次被采访时谈到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我用了“养家糊口”这个词。那位记者就笑了:“你说的这个概念太中国化了！”其实，英语里也有一种说法:父亲或者家长是家里面的“breadwinner”，直译就是“赢得面包的人”，与“养家糊口”异曲同工。无论是中国人到西方去，还是西方人到中国来，如果不是走马观花，有机会深入到生活当中，反而能发现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实际上是一样的，共性还是更多一些。

        多伦多和北京虽然属于两个不同的国家，但两个城市都有我的家

        问:为迎接北京奥运会，你认为北京市民应该做好哪些准备？

        大山:任何一个国家举行奥运会，都会觉得在自己国家的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现在大家都在讲提高素质，都在学英语。也有人认为，我们中国人都在学英语，外国人来北京参加奥运会是不是也应该学点汉语？这其实也有道理。因为你在中国作为外国人，如果能够说上哪怕是10句汉语，立刻你会觉得自如多了，方便多了，你在北京的日子会快乐很多。2006年我被加拿大奥委会任命为2008年奥运会加拿大国家队特使，我在给加拿大奥委会所做的工作里，其中一部分就是协助加拿大运动员、教练员学点汉语，了解一些中国的文化习俗，能够让他们来到中国以后入乡随俗。奥运会是我们中西两种文化深层交流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并不需要太多的语言，关键是有一种健康的心态。大家可以微笑、比划、点头，说一声谢谢，哪怕是人家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但他从你的形体语言、表情也能清楚地判断彼此之间是不是互相尊敬、友好。所以我认为，中国人以自信、大度、包容的心态迎接奥运会，是十分重要的。

        问:你是加拿大人，又是中国“女婿”，那么中国和加拿大对你来说，它们有着怎样的意义？

        大山:中国、加拿大对我来讲，这两个地方都是家。媒体上曾说“大山是外国人但不是外人”，确实，我在中国这么多年我也没有把自己当外人，我一直是很积极地投入到这里的生活当中，而不是作为一个旅游者或访问者。我拿加拿大护照，别人拿身份证，可我也是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人，大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北京的好与坏，我也有一份责任，北京举办奥运会我也很自豪。对于我的孩子来讲，他们这一代东西方的交流就更多了，会把外国和中国的界线更模糊一点儿。在我们家里头，包括在我个人的生活中，很多事情并不是把中国和外国、东方和西方排在第一位。我在多伦多有一个家、北京有一个家，这两个城市虽然属于两个不同的国家，但都是自己的家。

        大山，英文名马克·罗斯威尔(Mark  Rowswell)，1965年出生于加拿大渥太华，1984年至1988年在多伦多大学主修中国研究，1988年至1991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中国语言文学，1991年至1995年在加拿大驻华大使馆担任“大使公共事务助理”，从事文化和学术交流工作，1995年至今以“自由职业”的身份在各个领域中从事中外文化交流。所获荣誉:2006年荣获加拿大的最高终身成就奖“加拿大勋章”，被任命为2008年奥运会加拿大国家队特使；2004年被评为北京十大杰出青年。1998年，作为“20年来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人之一”被列入《新周刊》20年风云人物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