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女声

　　随着“超女”竞赛进程的进展，全国各路媒体全面跟进报道，证明着“超级女声”的出现和火爆，已经成为2005年最重要的娱乐事件，在中国大众文化发展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标志意义。而随着有关“超女”的报道和评论，从娱乐版面向时事版面转移，又间接地证明它的影响已经超出单纯娱乐的范畴。
　

　　对“超女现象”最典型的“超娱乐”解读，是所谓的“娱乐民主化”之说。有人欢呼曰“超女”的竞赛规则设计，借鉴了民主选举的全部程序，因而可以最大限度地使评选结果符合民意，而恰恰是这种对观众民意的尊重，才是“超女”超级火爆的根本原因；而“反方”则对上述判断逐一反驳，认为“超女”即使有民主模样，也是民粹化和扭曲了的民主。两派争论如此之激烈、如此之认真，不但占据媒体版面，甚至已经劳烦专家学者出面参与争论。
　　

　　然而我们认为，无论肯定抑或否定，将“超女现象”放在政治民主的议题下解读，本身就是在过度诠释基础上提出的伪问题。无论规则如何设计，“超级女声”都是一桩纯粹的娱乐事件。“超女”和“粉丝”们的全情投入，证明作为一档娱乐节目的程序设计得足够成功，却和“粉丝”们的“民主意识”没有什么关系。
　　

　　一位“超女”评委曾就“黑幕”问题回答说：没有黑幕，只有运作。仅此一答，就划定了“超女”与民主之间的清晰界限。无论具体程序如何设计，民主的最根本的底线，就是不能被人为“运作”。而在“超女”进程中，无论细节设计多么繁复又看似多么民主，却始终没有脱离组织者的掌控和运作。“超女”的“粉丝”们明知“运作”存在却依然全情投入，也只有在一项与其根本利益无关的娱乐事件中才有可能。所有乐于谈论“民主”的发言者，都不应该低估了“粉丝”们的智慧，如果不是清晰地知道自己投身的是一项娱乐活动，则没有谁会接受一个手机号码可以投15票的“民主”。在这样的前提下讨论“超女”的细节设计是否足够民主，或“粉丝”们投入的是民主自觉还是追星狂热，已经全无意义。
　　

　　因此，让娱乐回归娱乐，而不进行超出其承载能力的过度诠释，是讨论“超女”现象的基础。作为一项娱乐活动，“超女”无疑是成功且卓越的。在“娱乐为先”的原则下，每个手机号码可以投15票的游戏规则，不但不会被攻击为有违民主原则，反而会激发“粉丝”们的投入热情。这种执着投入的热情，恰好是娱乐活动最需要的元素——人气。
　　

　　作为一项娱乐活动，“超女”的更大成功，在于它在啸聚了数百万“粉丝”、抓住了上亿名电视观众的同时，最终遴选出了几个能够被社会公众普遍接受的“超女”。“粉丝”们的狂热偏好、评委们的专业眼光和社会的“主流”审美观之间，达成了难得的共识。
　　

　　即使是在娱乐的意义上，也不必对“超女”的成功做过度的诠释。“超女”固然是娱乐的极致，但也不能替代所有的娱乐。如果有一天“春春”、“笔笔”真的占据了所有的屏幕，观众们的不满和无聊，也不会比她们出现之前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