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秀山

  读史的时候，时常会掩卷探问：广东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扮演一种什么角色？广州的历史从南越王开始，是否有某种特殊的意义？为什么南方会出现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炯明这样的人物？低纬度的太平洋气候，对广东的人文历史，究竟有何影响？在北方王道正统的眼里，广东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种种疑问，不得其解。有一天，我独自一人在越秀山上漫步。那是一个盛夏的黄昏，太阳已经西沉，光线正慢慢黯淡下去。和每次来越秀山一样，我总是一边走一边猜测着，哪里是越王台？哪里是歌舞冈？哪里是玉山楼？哪里是呼銮道？当我来到镇海楼前，远眺着山下渐渐模糊的景致，不期然想起山西学者常燕生说过的一句话：“近百年来，中国所以危而不亡，主要靠湖南、广东人物的努力。”心中忽然若有所动。
　　天色愈来愈暗。我依然站着，等待着天黑。我喜欢晚上的越秀山。元代的羊城八景，其中一景为“越台秋月”，可见晚上的越秀山，的确另有一番气象。不过也有人质疑，元代的越秀山极之荒凉，野兽出没，及至明代，还有诗人这么描写越秀山之夜：“秋风台上起，霸气至今存；月色长空满，凄清引猿啸。”谁敢夜上越秀山？其实那时山上还是有不少亭台楼阁、庵堂寺庙的，并非完全荒芜。至于野兽出没，诗中所写，不过几只猿猴而已，更不足为怪，我在1941年的报纸上，还看到广州三元里、下塘和沙河有猛虎伤人，把一女孩叼到山上吃掉的报道呢。
　　在我大脑深处，所有关于越秀山的记忆，那些能够让我激动的片断，都是属于晚上的。我喜欢朦胧夜色中的越秀山。极目远眺，一片朦胧，只有处处霓虹闪烁，却不见珠江人家。清风阵阵，寂静无声，路灯昏暗，行人寥落。每一条小径都通向深邃的林阴之中。镇海楼巨大的轮廓，衬托在漆黑沉滞的夜空背景之下，惟有此时，它才得以一洗白天作为旅游观光点时的媚俗之态，显出苍老雄壮的气势来。
　　我意识到，此时此刻，我正站在广州两千多年历史的起点上。所有关于广州历史的疑问和答案，点点滴滴，全写在这里，全写在这座东西长1100多米，南北宽1000多米，海拔75米的越秀山上。然而，有谁读得懂它们呢？
　　热闹了很久的评选羊城新八景终于尘埃落定，新鲜出炉。不出所料，越秀山榜上有名，其名为“越秀新晖”。其实从元代开始，羊城八景就少不了越秀山。元代的越台秋月，明代的粤秀松涛，清代的镇海层楼，1963年的越秀远眺，1986年的越秀层楼。历代名称，都很具象，一听就明白，惟这次的“新晖”，却不知出自何典，所指何物？从字面解，“越秀山的新阳光”，究竟有什么特别？却是令人不能明白。
　　不过，不明白就不明白吧。这些问题留待旅行社的导游去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尽管岁月消磨，仍然能够在我心灵、意识和记忆之间，展示着像魔幻一般强大力量的，并不是它的“新晖”，也不在于新八景与旧八景之间的场景切换，而在于它布满瘢痕，记录着岁月风霜的那一面。
　　
　　
　　据史书记载，从前的越秀山比现在大许多。北面与白云山相连；西面延伸至今天的西华路附近，金融大厦双井街一带，原有座“席帽山”，亦属于越秀山的一部分；南面与番、禺二山（今中山四路、文德路一带）相接。越秀山从南越王时代起，就已经赫赫有名，人称“越王山”，从名字也可知其地位与“皇家园林”无异。越王山上有越王台，南越王赵佗常在此接待北方使节，大宴群臣，举行祭祀典礼。归汉之后，又在越王台西北面的固冈之上，筑了一座“朝汉台”，每年登台望汉而拜，以表臣服。
　　这是一种政治仪式，更多体现为象征性的意义。赵佗一方面划岭而治，自称武帝，一方面又“愿奉明诏，长为藩臣”，体现了他高度的政治谋略。不过，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本文想要弄清的是，固冈究竟在哪里？有人说固冈就是象岗，因为据考古确定，朝汉台的遗址就在象岗之上。象岗是越秀山的一部分，当年这里全是参天古木，草茅茂密，野狐出没，有人说象岗山势平平，高不过50米，名符其实是个“岗”，但古书却形容固冈是“直峭百丈螺道登”，地形十分险峻。
　　据说吴刺史步骘登上朝汉台远望，只见“巨海之浩茫”，烟波万里，无际无涯，不禁慨然兴叹：“斯诚海岛膏腴之地也。”如果以今天的地理形势来说，他从象岗能够看见珠江，已属目力了得，但珠江不过百来米宽，一衣带水，怎当得起“巨海”之称？而越秀山（广州城区）又怎会成了一个“海岛”呢？
　　其实，那时的珠江十分宽阔，绝非今天好像冠状动脉被重重脂肪堵塞了一样。整个西关都是一片汪洋，直至西村、克山一带，都属珠江水域，可以想象，一派“大江浩浩西来，水面云山，山上楼台。山水相连，楼台相对，天与安排”的胜景。汉文帝派来的使臣，就是从泥城登岸的，地点在今天西场大街附近。
　　越秀山的正南面，从如今的西湖路以南，都是浩瀚江水，而城东的江岸则直逼白云路一线，著名的海印石在白云路与广九大马路交界处，直到明清时，仍然是江中的一个小岛。广仁路和北京路以西，吉祥路、教育路以东这一狭长的地段，在两千多年前是珠江的一段古河汊。
　　1974年在中山四路挖掘出秦代的造船工场，虽然后来对这个遗址究竟是否船台，争论不休，一派认为是越王宫殿，一派认为是造船工场。但从“造船派”提供的资料，也可以推断出，当年的广州，三面临水，呈两个半岛的形状，珠江被形容为“巨海”，也不为过了。可惜，今天早已陵迁谷变，水落石出，建起了一片灰蒙蒙的石屎森林。谁曾想到，1986年羊城八景之一的“流花玉宇”，就是千百年前猿愁鱼翻，“巨海浩茫”之处呢？
　　广州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与这浩瀚之水，有着莫大的关系。我在《我梦中的东山与西关》一文中写道：“康熙曾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口通商，但乾隆却关闭了江浙闽海关，定广州为唯一通商口岸。这并不是政策优惠广州，让广州先富起来，而是皇上觉得江浙口岸离北方太近，万一被洋人入侵，难免有鱼溃之局，因此不能开放。广州离帝都十万八千里，瘴乡恶土，化外之民，要烂到北京，一时半刻还不必担心，因此，就把它开放给洋人去闹吧。推敲起来，有点丢卒保车的意思。”
　　一位网友阅后立即向我指出，这并非主要原因。他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个：一、广府各界的抗争；二、广东仕民乘机抗税；三、外姓王为管治经费及相关因素乘机走私，中央集权无奈而饰非。言下之意，唯一通商口岸并非朝廷恩赐，而是广东人自己争回来的。因为有了这条朝廷鞭长莫及的水道，广东才得以先行一步，走向世界。
　　朝汉台到底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我没有考证过。明代洪武十三年，也即1380年，官府为了把番禺三城合一，拓北城八百丈，在今天盘福路和解放北路交界的地方建广州的大北门，修筑城墙，开凿道路，象岗便被拦腰截断，从此自立门户，再不属于越秀山了。
　　象岗无论是嵯峨险峻也罢，一丘块阜也罢，如今已经差不多全部夷为平地，只剩下一小土坡了。1970年代以前象岗是军事禁区，闲人免进；解禁之后，各路人马纷纷抢占有利地形，建起了一幢幢楼堂馆所。1983年省政府也在这里建职工宿舍，无意间竟挖出了南越王墓，一个两千多年前的辉煌宝藏，得以重见天日。虽然不是赵佗的墓，而是他的继位者赵胡的墓，但丝毫不减其震撼力。政府果断地停建宿舍，改建博物馆，总算为一直蒙受“文化沙漠”之讥的广州，保存了一点衣冠文物，得以薪尽火传，不然的话，今天的羊城八景中，说不定又多一个“象岗玉宇”，岂不是贻笑大方？
　　象岗是个风水宝地。早在1982年，这里就挖掘出一座汉朝王莽年代的大型贵族墓葬；省政府宿舍的工地在三通一平过程中，也陆续掘出几座西汉后期、晋代、明代的墓葬。其实，象岗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墓葬，就是象岗炮台下的“君臣冢”，埋着明唐王及其臣子苏观生等15人的遗骸。据清代的记载：“荒垅数尺，卓立于菜畦间，百年来耕人无敢犯之者。”这么多权门显贵都不约而同看中了这块宝地，大约总有它的道理。
　　那么，南越国第一代君主赵佗的墓葬又在哪里呢？据史记载，“越王赵佗，生有奉制藩之节，死有秘异神秘之墓。佗之葬也，因山为坟，其垄茔可谓奢大，葬积珍玩”。但至今未有发现，有人说在禺山，有人说在白云山，也有人说鸡笼岗（今燕塘附近），但更多的人深信，赵佗就埋在越秀山里。
　　
　　
　　越秀山上最著名的，莫过于越王台。但越王台究竟在哪里？这也是我游越秀山时经常会冒出来的疑问。北宋诗人唐庚对越王台的环境有过这样动人的描绘：“台北据山，南临小溪横浦，牂牁之水，辐辏于其下。顾瞻，则越中诸山不招自至；却立延望，则海外诸国盖可仿佛于溟蒙杳霭之间。”与“巨海浩茫”之叹，可谓异曲同工，令我想起唐庚的另一首词：“残照外，大江流。去悠悠。风悲兰杜，烟淡沧浪，何处扁舟。”大概也可以作为越王台远眺的写照吧。
　　一般人认为，越王台故址，应在现在的孙中山纪念碑处。我素无研究，故不敢置评，但从“台北据山”一句看，它似乎不在山顶，而在半腰，乃依山而筑。越王台在康熙年间，荒废日甚，只剩下一个被衰草掩盖着的破石堆，除了几个文人骚客偶尔还会光顾之外，再无人理会。到了道光年间，更是完全湮没，不知去向了。正所谓“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么渔樵没话说”。
　　时至今日，人们写史的时候，大致上仍然跳不出帝王将相的框框。无奈，今人能所看到的古代典籍文献，衣冠文物，都是帝王将相、豪门贵室留下来的，即使当我们对着越王墓内的奇珍异宝，赞叹当年的能工巧匠，其实也不过是在印证着帝王家的奢华而已，哪里找得到半点有关这些工匠的生平记载？
　　说到帝王家的奢华，不能不提到南汉的刘氏王朝。广州难得做过几回首都，南汉是其中之一。1924年出版的《广州市沿革史略》称：“历代所遗广州古迹，以南汉为最多，至今犹班班可考。”但时间又过去近80年，现在想在广州找南汉的遗迹，也并不是那么“班班可考”的了。
　　越秀山上原有条“呼銮道”，就是南汉皇帝刘龑开凿的，山道两旁种满甘菊、芙蓉，君臣在花丛中载歌载舞，投壶猜枚，宴饮游玩，快活赛神仙。荔枝成熟时节，皇帝便和妃嫔们在宫中大摆“红云宴”。越秀山西麓、象岗之侧，有一座幽雅别致的芳春园，就是南汉末代皇帝刘鋹摆“红云宴”的地方。园中有大溪流过，可以行舟，桃花夹岸，延绵数里。落英缤纷，片片红粉花瓣随波逐流，漂过南越王时代修建的流花桥，直达芳春园内。真个“山泉散漫绕阶流，万树桃花映小楼”的好景致。
　　乍看之下，恍如一个歌舞升平的盛世，其实是四面楚歌，朝不保夕，得快活时且快活。开国才五十几年，南汉便被宋太祖灭了。后世称南汉为“伪刘”，看来广州当年能否称为“首都”，也大有商榷余地了。
　　我在《我梦中的东山与西关》中说，广州历史上，有过三次短命的割据王国，一次是南越国，一次是南汉，一次是1920年代的国民党政权。有热心的网友提醒我，应该还有一次更短命的，就是南明皇朝。象岗炮台下那个“君臣冢”，埋的就是这位南明的唐王。不过，那个王朝短命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清顺治年间，明崇祯皇帝已死，大明江山十亡八九，一班皇亲国戚南逃广东。桂王在肇庆称帝，唐王在广州称帝，一时两帝并立，互相攻伐。“天下之亡，其发必有门”，说得纤毫不差。朱元璋有这样的子孙后代，大明江山不亡，是无天理了。唐王称帝才一个月光景，满清大军从天而降，乘两帝内讧之机，从广州东门潜入，活现词鼓演义中描写劫营的情景：“一声炮响，三军人马呐喊杀入城中”，把唐王一干人等悉数捕杀，苏观生亦在乱军之中，自缢身亡。
　　我每次来到越秀山，总要在那段明代的城墙前停一停，看一看。广州的北城墙，原本是从越秀山上跨过的，与镇海楼连成一体。现在已经拆毁殆尽了，只残存这段明代的城墙，被几百年的风雨侵蚀，早就风化剥落，爬满了树根、青苔和蕨类植物。不知多少回，我把耳朵贴在上面，据说可以听见几百年前的亡魂哭声，但我却从无所闻。踏着败叶而行，倒是常常觉得仿佛有亲昵的软语，又似有女子悲泣，从林木中隐隐传来，混合着昆虫在草间的争鸣。这种声音，一次又一次令我中宵念起，梦魂骤惊。
　　可惜近年治安不佳，每逢我夜游越秀山，被这种草木悲吟之声吸引，在暗处驻足聆听时，便有保安员过来客气地劝我：“这里不安全，到有灯光的地方去吧。”真是扫兴之至。到了白天，越秀山便回复了它那灿烂、明媚、吵闹与欢乐的面目。镇海楼也像个开心宝贝，开始迎接第一批的游客。白天的镇海楼与晚上的镇海楼，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感觉。
　　
　　
　　镇海楼建于明代，俗称五层楼，有六百年历史，一般认为是一座海防要塞。但刚落成时叫望海楼，从名字推断，更像一个看风景的地方，并不是什么军事要塞。当年珠江水势浩荡，一碧万顷，在望海楼上俯瞰，一定极之壮观。
　　不过，除了海防与观景之外，对建筑镇海楼的意义，还有其他几种说法。有人说它纯粹是为了在山上添一道风景，以壮广州的观瞻；也有人说它是基于风水理由建造的；还有一种说法，说是为了镇压广州此地的“王气”。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说：“以压紫云黄气之异者也。”
　　我比较喜欢最后这种说法，听起来，有许多故事。人说定都南方的王朝，享国不长，因为秦始皇防范于未然，早把南方的龙脉统统切断了。广州的龙脉在马鞍山，在越秀山与白云山之间，也是属于越秀山的一部分。秦始皇听说这里有“黄云紫气之异”，派人凿了一个二十几丈的大口子，形状像一个马鞍，把广州的龙脉凿断了，据说开凿时地下涌血数日。这类稗官野史，向为中国人所津津乐道。
　　既然龙脉已断，镇海楼岂不是多此一举？其实，在历史上，广州虽然有“天子南库”之称，但它也是历朝历代皇帝一块永远抹不去的心病。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居然可以成为“天子南库”，本身就是一件大可忧虑的事情。因此，这里愈富庶，朝廷愈觉得如芒在背，寝食难安，以至要再建一座五层楼来压住这里的“王气”，心理上，多买一重保险，也就毫不奇怪了。
　　明成化年间，五层楼被一把火烧毁，重建后多了个镇海楼的官号，易“望”为“镇”，开始有点杀气了。到明末五层楼又残破得不成样子。康熙年间，广东巡抚李士桢把它重新修建，还筑起了多座炮台。足证当时的用意，已经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让人缅怀前朝了，而是作为一个军事要塞来修建的。
　　鸦片战争时，英国军舰兵临羊城，只用了半个月时间，便连陷琶洲、二沙尾、猎德、大黄滘、凤凰岗、水靖、沙面、海珠、东炮台、红炮台等水上要塞。朝廷派奕山、隆文、杨芳三人到广州抗敌。在这些钦差大臣眼里，“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奕山不理军务，有空就在越秀山上放风筝。隆文则忙于搜购字画古董，以致行辕中出入无忌，贸易如市。杨芳见势不妙，上奏朝廷，列举了八条理由，说明广州绝难固守，其中一条是“城墙甚为单薄”。而他另有御敌妙计，就是用“妇女溺器”来抵挡英国人的炮火。如此大臣，怎么能不为广州人哭也。
　　官府“防民甚于防寇”，天地会起义时，两广总督叶名琛就在镇海楼上指挥守城，击退了十万红巾的围攻，俨然干城之将。但后来英法联军入侵，还是这个守城名将叶名琛，一遇洋兵，却先自蔫了下来，“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真是奇哉怪也。人说自然界一物克一物，原来是真有那么回事的！叶名琛最终被英法联军逮到印度去了，在加尔各答喝着难以入口的咖喱汤时，他还赋诗“镇海楼头百尺寒，将星翻作客星单”。真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典型。
　　到1920年代，镇海楼已经成了一座摇摇欲坠的危楼，1928年林云陔当广州市长，废旧立新，大刀阔斧重建镇海楼，这回更彻底了，在旧基上盖起了一座新楼，而且把木楼变成了钢筋水泥楼。
　　钢筋水泥的镇海楼，军事意义已经没有了，剩下的大概就是所谓的“文物意义”。看上去固然坚实漂亮了许多，但却只能把它作为一幢1928年的建筑来看待，与几百年前的五层楼，除了名字地点相同之外，再没什么相干了。
　　岭南三大家之一的诗人黄节，写过一首题为《重修镇海楼记》的诗，其中一段文字如下：“当楼未修也，赭壁青烟块然，附郭残城坏堞，出没其下。及其成也，涂饰丹雘，扫除烦秽，盘马纡道，干云而上。”如果为了凭吊怀古，我倒宁愿看见它“楼未修也”的样子，试想“赭壁青烟块然，附郭残城坏堞”，是何等苍凉感人的景致。
　　抗战胜利后，五层楼做了广东省博物馆，虽然开办之初，藏品寥寥无几，与“博物”之称，名实不符。一楼完全是空置的；二、三楼则辟为“广东省胜利纪念品馆”，摆了二三十件日本军队的枪炮钢盔之类，供人参观；四楼有一些鸟兽标本和历代的陶瓷；五楼陈列一些书画，还有几件玉佛、钟、鼓等文物。这就是全部家当了。但毕竟标志着这座有六百年历史的古建筑，完成了从军事要塞向历史展馆的转型。
　　我在越秀山顶，想象着越王台、歌舞冈的遗迹，虽然早已灰飞烟灭，无迹可寻，但也比起经过粉刷得闪闪发亮，活脱一个开心宝贝似的镇海楼，不知要感动多少倍。
　　
　　
　　到了清代，珠江北岸迅速扩张，向南推移，距今天的珠江堤岸已经不太远了，大片陆地浮现出来。虽然1962年的羊城八景，还有一个“越秀远眺”，但实际上，民国以降，除了鳞次栉比的屋宇，在越秀山上，实在也没有什么可眺的了。随着战乱时代的来临，这里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广东兴起三十六道烽烟，反了七十二路诸侯，大批民军从四乡八镇涌入广州。尽管不少史家都浪漫地把民军想象成“革命起义者”，甚至把他们视作辛亥革命的象征。其实，这些人品流复杂，大部分是绿林会党、海盗山贼，还有市井无赖、地痞流氓、贩夫走卒、屠儿刽子、破产农民，共冶一炉。他们对民主共和一无所知，因缘际会，抱着“捞一番新世界”的心理而来，各据地盘，包烟庇赌，嫖赌饮吹，抢劫商店，当街殴斗杀人，无所不为。
　　来自云南的济军盘踞在越秀山上，首领是老广州人闻名色变的龙济光，他是一位云南土司，后来统治了广东几年，杀人无数，他的士兵随时入屋奸淫。和历史上许多杀人魔王一样，他的名字，用来吓唬哭闹的小孩，十分奏效。一提到他的名字，四周立即鸦雀无声。这是广东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当时龙济光的司令部，就设在镇海楼里。北城墙上架起了大炮和机关枪，对准山下的内城。我估计，那时大炮的瞄准系统，大概是比较落后的，轰隆一声，炮弹掉谁头上谁倒霉。广州市民人心惶惶。
　　“二次革命”时，孙中山要广东都督陈炯明起兵反袁世凯。陈炯明说他没有足够的军队，孙中山说龙济光可以响应革命。于是陈炯明宣布广东独立讨袁，不料，龙济光不但不响应，反而趁机发兵围攻广州，把陈炯明赶了下台。
　　后来，广西人又把龙济光赶跑，开始了所谓的“桂系统治时期”。广西人对拆城墙，筑马路很热心。广州许多旧城墙都是他们拆的，许多新马路也是他们开的。国民党官史对桂系一向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把他们描写成一群绿林好汉，处处破坏孙中山的革命大计。其实他们对广州的市政建设，功不可没。
　　1920年，陈炯明打着“粤人治粤”的旗号，又把广西人赶跑了。在中国历史上，陈炯明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但在他治粤期间，禁赌、赌毒、禁娼，改良政治，推行自治，各项政绩却是有目共睹的。我看了一些介绍越秀公园的资料，说它是1952年建的，其实，它的历史要大大地提前几十年。早在民国初年，陈炯明就已经拟定了把越秀山建成公园的计划，为市民开辟一片娱乐休闲的场所。
　　辛亥革命的大风暴刚刚过去，陈炯明便急不可待地想把广东建成全国的模范省。市政方面，他的计划除了修建越秀山公园外，还包括拆城墙，修马路；把西关的住宅搬走，改造为商业中心；重建旗街（满人居住区）；双门底与惠爱路将开辟为一条宽敞的大马路，直通内城中心；在珠江上修一座桥梁，把河南河北连成一体。直到现在，越秀区的规划与建设，大致上还是陈炯明最初的思路。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总统后，正式下令把越秀山辟为“粤秀公园”。至于陈炯明的其他宏图大计，由于战乱原因，不是胎死，便是难产，实在令人嗟叹。不少计划，要等到十年之后，陈济棠在广东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半独立王国，才得以付诸实行。
　　越秀山上有不少近代史的遗迹，其中有一座纪念碑，称为“孙中山读书治事处”，上面刻有《抗逆卫士题名碑记》，记述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发动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伉俪从此脱险”的经过。
　　这又是一宗可以争论一百年的公案。
　　孙中山当选为大总统后，总统府就设在越秀山麓，即今天中山纪念堂处，清末是广东督练公所的所在地。陈炯明反对选举总统，他希望广东实行自治。1922年6月16日，粤军在广州发动兵变，驱逐孙中山。这一事件的原因背景，至为复杂，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距离，难下断语。百年功过，这里按下不表，刻下还待检讨的，则是许多基本史实，至今还是一笔糊涂账哩。
　　国民党的官史，描写粤军如何疯狂进攻，警卫营如何殊死抵抗，一场激战之后，总统府卒被粤军付之一炬。但粤军却不承认，一口咬定他们当时只是“发土炮三响吓之”。总统府被毁，是因为第二天孙中山从军舰上发炮轰击广州市区，炮火击中总统府所致。
　　这种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上千目击者的事情，居然也可以各说各话，硬是弄出一段疑案来。真不知历史上还有多少真相是我们不知道的，还有多少假象已经永远变成了“真相”。胡适那句“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名言，虽然被人引用得很烂了，但令人啼笑皆非者，莫此为甚。
　　越秀山是唯一不带任何偏见的历史证人，它目睹了一切，它知道一切，谁也骗不了它，但是它不说话。真正洞若观火者，往往是最沉默的那一个。
　　1928年4月，为了纪念孙中山，在总统府旧址兴建中山纪念堂，占地3700平方米，高49米，由前后左右四个宫殿式重檐歇山抱厦建筑组成，宛如四层卷叠的龙脊，组成一个整体，拱托出中央巨大的八角形攒尖式屋顶。重檐歇山顶的中央，高悬着一块蓝底红边的漆金大匾，上面有孙中山手书的“天下为公”四个大字，雄浑有力。堂前那一片开阔的大草坪和孙中山塑像，更彰显出恢宏的气派。建筑费用为300万两银元，由热心的广州市民和海外华侨集资。可惜工程开始后不久，纪念堂的设计师就因病谢世了，他没有能够看到自己的心血结晶，耸立在蓝天白云之下。
　　文革期间，“天下为公”这四个字，还带出了一段小插曲。1967年，广州的群众组织分成两大派，其中一派要砸掉中苏友好大厦（即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大门前的陈毅题词。军管会请示北京总理办公室，答复是：要劝说，不要砸，没有中央指示不要砸。但造反派非砸不可。经劝说无效，“陈毅题”三个字，终于手起锤落，化为齑粉。其余的字，则用红纸封了起来。
　　另一派群众组织见对方砸了陈毅题字以后，非但没有受责，反而大出风头，心里很不服气，于是趁周恩来总理来广州和群众见面的机会，跑到中山纪念堂，以电影《清宫秘史》中也有“天下为公”四个字为由，用纸把孙中山的题字遮盖起来。
　　他们的本意，可能是要向周恩来表现自己的“革命性”，不料，却当头挨了周恩来一顿斥责，周恩来说：“天下为公”虽然是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来的，但可以古为今用。孙中山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要肯定的。他严厉批评把孙中山的题字遮起来，是“政治性错误”，责令天亮前必须恢复这四个字。造反派讨了个没趣，气焰顿时矮了大半截，只好连夜派人把匾额恢复原样。
　　中山纪念堂见证过广州无数重大的政治事件。建国以后，几乎每次政治运动，都是在中山纪念堂召开声势浩大的动员大会。记得我中学毕业时，要赴农村上山下乡，也是在中山纪念堂举行誓师大会，授旗仪式。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山纪念堂经历了太多的风霜，令人觉得它已经有点不堪重荷，尤其是近年来那些讲求电、声、光效果的大型商业演出，对它的摧残，更是无以复加。希望终有一日，中山纪念堂的商业演出可以完全停止，而向历史博物馆的功能转型，则善莫大焉。
　　
　　
　　两千年的广州，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中国的文化圈，南北历来是大路朝天，各行一边，究竟是什么触动了一位山西学者的心弦，以致他在遥远的雁门关外，发出“近百年来，中国所以危而不亡，主要靠湖南、广东人物的努力”的感叹？而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广东人，站在越秀山上极目远眺，又能眺望多远？五百年？一千年？还是上穷碧落下黄泉？
　　两千年前“巨海浩茫”的景象，我们是无缘得见了。
　　象岗的樵歌，珠水的渔唱，我们也是无缘得闻了。
　　在越秀山与珠江之间，现在是一片高楼大厦，那就是广州的老城区。在灰蒙蒙的雾霭和尘埃的笼罩下，是一个热烈的、沸腾的、像漩涡一样不息地流动的城市，充满繁华、喜悦、吵嚷、兴奋和热情。但这一切，在山上是看不出来的。登高远眺，那只是一幅宁静的、凝固的画面，就像一部卷帙浩繁的巨著，写尽二千五百年间事，任后人阅读。